老骥伏枥行千里

老骥伏枥行千里

袁行思在CORESTA2018年大会上作《中国烟草工业的技术升级和重组》报告。 郑州院供图

  编者按 实现烟草行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创新第一动力作用,需要充分发挥科技人才主体作用。烟草行业重视科技创新和培养创新人才,一批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创新成果和科技人才不断涌现。在近期召开的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CORESTA)2018年大会上,获得CORESTA终身成就奖的郑州烟草研究院原院长袁行思和获得CORESTA银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州烟草研究院院长谢剑平就是国内烟草科技队伍中的杰出代表。自今日起,本报刊发袁行思、谢剑平事迹报道,旨在进一步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和勇于创新、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金秋十月,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CORESTA)2018年大会上,CORESTA向郑州烟草研究院原院长袁行思颁发了终身成就奖,这是继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尊权后,我国烟草专家第二次荣获这一奖项。

  “袁先生是中国烟草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在降低原料消耗、打叶复烤、烟草机械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解决了不同时期中国烟草行业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对于袁行思的获奖,CORESTA秘书长皮埃尔·马瑞·吉东认为,“实至名归。”

  投身烟草科研,聚焦现实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

  “如果说有那么一些成绩,这都是在老一代烟草科研前辈教导下,在团队同事的支持下取得的,这也是我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今年8月,袁行思真正“退休了”。回顾60年的烟草科研生涯,袁行思首先向记者强调,对于任何成绩和荣誉,都要客观看待个人的作用。

  从青丝遍首到华发丛生,不知不觉间,袁行思已在烟草科研领域默默耕耘了一个甲子。1958年,他服从组织安排,进入原轻工业部下属的烟草工业科学研究室,正式展开了与烟草科研的一世情缘。自此,从上海到郑州,从研究室到研究所再到研究院,袁行思始终把目光聚焦在现实生产,一个一个解决问题,一点一点赶超先进,一步一步砥砺前行,留下了一连串闪光的足迹。

  “当时,去梗是卷烟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劳动强度大、效率较低、环境较差的环节。”袁行思回忆说,那时规模大一点的卷烟工厂,都要配备几十台抽梗机和大量员工。

  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工人劳动强度,进入上世纪60年代,烟草工业科学研究所开始研制打叶机,以代替此前效率低、质量差的抽梗机。其中,袁行思负责风分部分的开发。

  然而,袁行思和同事们那时只能看到几张机器的广告照片和外文资料中少量的信息。身处国家被封锁的时代,袁行思依然努力通过外国学术期刊了解国际烟草发展,这也是他保持一生的习惯。

  从这些仅有的线索出发,他们结合原理反复尝试、反复试验,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中逐步前进。几经求索,几易其稿,经过一年多艰苦努力,袁行思与同事们终于完成了风分设备设计。

  “打叶本身是个比较剧烈的机械动作,容易造成烟叶造碎,所以既要有效去梗,又要控制造碎,还要保证原料使用率。”袁行思说,这是卷烟厂普遍担心的问题。

  1966年,他们设计完成的打叶机组设备在杭州卷烟厂进行了验证生产,实践证明,打叶机不仅原料消耗更低,而且烟丝长短合适、掺和均匀,更有利于提高卷烟质量。实实在在的数据彻底打消了人们的顾虑,从此,打叶机开始取代抽梗机,在行业迅速普及。

  一切从零开始,靠双手打造自己的生产线

  解决生产实践中的迫切需求,一直是袁行思和同事们推进科研的导向。上世纪70年代,国内长期面临着烟叶原料不足的困境,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而在整个卷烟生产过程中,大约有7%~10%的烟叶原料会变成碎屑和废料,造成大量浪费。因此,关于“烟草薄片”的探索成为行业的一项焦点课题,始终萦绕在烟草科研人员的脑际。

  “那时候一些卷烟厂也在研究,但始终无法形成规模,主要是技术不过关。”袁行思指出,当时生产薄片,一种是造纸法,但用水量大,能耗高;还有一种是稠浆法,虽然用水和能耗相对较低,但也并不经济。

  1975年,袁行思赴日本考察烟草,在参观了日本的卷烟厂、薄片厂,看到日本用辊压法制造烟草薄片的技术后,他颇感兴趣。本想进行深入了解,却被对方礼貌回绝,只能远观,不能靠近。

  “搞得神神秘秘的,但我看后感觉很好。”满头银发的袁行思这样回忆几十年前的感受。此时,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辊压法将烟末和废料混合制成烟草薄片,工艺较简单,设备制造也相对容易,能耗较低,更适合我国国情。

  一切从零开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袁行思和同事们秉持着那一代科研工作者特有的韧性,坚定地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没有机器,就靠自己的双手造。他们在所里的试验车间,自己动手反复拆卸、安装、调试,成功建成了一条完整的生产实验线,各项指标完全符合生产要求。

  袁行思告诉记者,那时候整个国家都是一种追赶的状态,对于成功和失败,他们并没有过多地思考,只是憋着一股子劲儿,奋力追赶。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艰苦的好处能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袁行思说,从设备设计、制造开始,一步步做下来,每一个环节都很熟悉,这样的实验结果更有把握。

  实验成功后,这项技术在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烟草总公司大力推动下,该技术开始在全行业推广。据统计,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利用辊压法制造烟草薄片年生产能力达到1.65万吨,有效缓解了卷烟厂的原料压力。

  放眼国际烟草,在现代化的征程中贡献力量

  采访中,袁行思指出了行业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走在工厂里,现在人少的环节,过去往往都需要大量人工,这就是国家和行业在几十年的现代化过程中所实现的结果。最让他感到自豪的,就是自己也曾在这个过程中作出过努力和贡献。

  “原来在复烤阶段,有一个环节,完全需要人工操作,又脏又累。”袁行思说,长期以来,复烤厂采用的都是挂杆复烤,要先把每一把烟甩开,抖掉沙土,每次都尘土飞扬,这是烟草生产劳动强度最高、环境最差的环节。当时科研人员做过不少尝试,想把这些工序机械化,都没有成功。

  1981年,袁行思赴美国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学习。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先进的设备、工艺知识。一年后,袁行思回国,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根据访学经历写下了《美国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考察学习札记》,对美国卷烟产品及其趋势、低焦油卷烟生产、卷烟机、打叶机和打叶复烤、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指出我国当时卷烟工业的薄弱环节和进行重大改革的方向,即研制新式卷烟机和打叶复烤改革。

  打叶复烤,这个在袁行思心头萦绕多年的难题再次被摆上了议程。在他看来,对于整洁工业生产环境和提高加工质量而言,在卷烟厂打叶只能算治标不治本,打叶复烤建设才是根本之举。

  1985年,打叶复烤课题组成立,并得到了云南楚雄卷烟厂的支持。

  在楚雄卷烟厂,课题组对自主设计打叶机、片烟复烤机、烟梗复烤机、预压机、液压打包机等主机设备和工艺技术进行了全面的工业性验证。

  事非经过不知难。在行业全面普及打叶复烤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再去关注当时研发和应用时的艰难。“从挂杆复烤到打叶复烤,要攻克的不只是技术难关,还有人们的接受问题。”当时曾跟随袁行思工作、如今是郑州院烟草工艺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的王宏生回忆说,在很多次难以推进的关口,都是袁行思带着他们攻坚克难。

  1986年,新的打叶复烤生产线研发完成并通过鉴定。在实际使用中,打叶复烤彻底改变了复烤厂原来的面貌,操作人员少了,现场环境干净了,片烟质量明显提高,尤其是烟叶打叶复烤后损失可减少3%~5%,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1989年11月,中国烟草总公司科技委会议就全国推行打叶复烤进行了专题论证,认为推广打叶复烤技术,可以改变复烤厂和卷烟厂的落后面貌,而且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由此,打叶复烤被列入行业技改规划,开始在全行业推广,并在上世纪90年代总体上实现了全国覆盖。至此,国内卷烟厂、复烤厂的技术基础提升到国际水平。

  秉承优秀传统,为烟草科研续写新的篇章

  1999年,袁行思退休了,却没有离开心爱的科研工作。每天,他都坚持到办公室工作,寒暑无阻,或翻阅文献了解最新科技进展,或对评审项目资料详加审阅,学而思进、忙而有为的状态令人钦佩。

  “去袁老办公室,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拿着放大镜看英文资料的情景,一本《英汉词典》都被他翻得散了架。”郑州院工艺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李善莲曾于2001~2004年间,在袁行思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对于这位严谨的导师,李善莲感觉既亲切又敬畏,直至现在,每当申报课题时,他还会情不自禁地设想,自己的老师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桑榆未晚,为霞满天。秉承着老一辈科研人员的精神传统,退而不休的袁行思一直担任着中国烟草总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他还担任着《中国烟草学报》主编、“中式卷烟制丝生产线”“卷烟增香保润”重大专项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超高速卷接包机组研制”重大专项专家委员会委员等一系列职责,为行业科技发展规划、重大科学研究、技术经济政策建言献策。尤其是在2008年,年过古稀的袁行思作为专家,多次参与郑州院提出的行业第一项国际标准项目立项工作,后该项目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发布,实现了行业制定国际标准“零”的突破。

  风雨六十载,一生金叶情。从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到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国家烟草专卖局授予烟草行业突出贡献专家,再到2014年获得中国烟草总公司授予的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以及此次的终身成就奖,袁行思的科研生涯可谓星光灿烂。

  可在采访中,袁行思强调最多的却是集体和团队。他往往会一一列举科研项目共同参与者的姓名和职责,总在有意无意间回避着自己的角色与作用。对于荣誉,他更是淡然处之。正如袁行思所说,他们身处国家追赶先进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能通过努力向着目标走一点、近一点,就已经很有成就感了。

  今年,因为家庭等原因,袁行思决定自8月起就不再“上班”了。“7月底的时候,老师把我们叫到一起,又做了一次恳谈,特别嘱咐我们,要密切注意新型烟草制品的发展。”对于袁行思等老一辈科研人员的精神,李善莲感慨地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关注的都是行业的未来。

  “我从事烟草工作已有60年,入党36年。作为一名老同志、老党员,能够在行业科技工作中承担一些责任,发挥一些作用,深感荣幸。”采访结束,袁行思再次表达了对行业科研战线的期望,“如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研工作者要珍惜好形势,提升业务水平,党员科研工作者更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努力攻克制约行业未来发展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突破支撑品牌创新发展的核心技术,为行业发展、为中国烟草科研事业续写更大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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